浦东30年，一个中国“造城”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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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小略说
无论是自贸区扩容、长三角一体化，还是频繁的政策加码，在浦东这片土地上，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的相互交织与角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由它开启的中国造城运动之先河，显得矛盾又复杂。一直以来，浦东是外界诟病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的首要证据，也是证明中国市场被低估的重要佐证。如今，面对张江“再造一个浦东”的目标，浦东如何复制“造城”样本呢？
01
“搞个大动作”
时间倒回到1990年早春，上海西郊的宾馆，86岁的邓小平刚刚在那里过完春节。这个出生在四川，喜欢吃辣的小个子男人，又似乎特别偏爱嗜甜的上海，他已经连续三年在这座城市过年。
尽管是新春佳节，但邓小平心鹜世界，很不平静。刚刚过去一年，社会主义阵营节节败退，全球政治格局出现了雪崩式的变化。1990年元旦，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给苏联领导人巴尔戈乔夫打电话，问候新年的同时说：“社会主义肯定完蛋。”
中国的处境同样暗潮汹涌、内外交困，不安的情绪异常强烈。1989、1990，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低迷的两年，上海的GDP增速都没有超过4%。
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他坦白地告诉时任市长朱镕基，请上海的同志们思考一下，怎么搞个大动作，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将更加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就这样被正式被提上的日程。
邓小平说得简短直白，但意思明确。但是，怎么样才能搞出个大动作呢？这个棘手的问题，就落到的朱镕基的身上。这位日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政治家，当然能理解邓小平的意思。
但是，作为当时的上海市长，他也面临着上海自身的困境。当时的上海依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6。但是，它也比北京、深圳、广州早20多年体会到大城市病。
一位上海社科院的学者做过上海“倒数第一”的统计：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为全国之最；人均绿化面积仅0.47平米（一张报纸那么大）；人均居住面积4平米以下的有91.8万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0%；由于污染严重，上海癌症发病率为全国最高……
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已经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就在朱镕基当选市长的第二年，上海发生了爆发流行性甲肝，30万人染病。按照医学规律，携带甲肝病毒的人是确诊患者的4倍多，也就是说上海可能有超过12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那一年，上海的总人口数为1200万。
朱镕基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我们一天收到100多封人民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要爆炸了。”上海的这些困境当时可谓“声名远播”，一位台商还曾问一位上海记者：“听说你们上海人吃饭、洗澡、睡觉都在一个房间里？”
那时的上海，就像个心肺衰竭的老人。给上海治病，成为那届政府最为迫切的问题。
所以，浦东开发甫一提出，如何开发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应该把浦西的工厂搬到浦东，建成一个工业区，缓解浦西城市压力。然而，这样一个浦东显然不符合邓小平说的“大动作”的标准。
朱镕基很头疼。这位务实的市长，先坐着直升机视察了浦东的每个角落，然后跑去新加坡、香港开了眼界。回沪后，他慎重地说：“上海没有能源也没有原材料，发展工业发展到多高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你搞高精尖，又能搞多少？高精尖也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最后，他认为，浦东应该把金融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作为重点，而且，浦东应该是一个“新上海”，“要按现代第一流国际城市的要求搞好浦东的规划设计。”
1990年4月18日，也就是邓小平提出两个月后，浦东开发开放得到中央正式得到中央的批复。当时还没有浦东新区一说，只是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随后，朱镕基开始去国际上“搞大动作”。当年6月，他先去了香港、新加坡。他告诉香港工商界，浦东以建一个“自由港”为目的，要引进外资银行，搞活金融。
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港商们，上海要发展房地产了。彼时，香港的地产正值黄金时期，从房价上涨中赚得盆满钵满的港商当然明白上海搞房地产意味着什么。
在新加坡，朱镕基透露了一个更劲爆的新闻，上海年内就要建证券交易所。这不仅让西方的金融界震惊，也着实让国内的官员捏了一把冷汗。上海的官员惊呼“连办公楼都还没有了”，北京的官员则一脸问号，“我们还没收到正式申请”。
不过，他没有骗人。8个月后，1990年12月19日11时，上海证劵交易所就正式开张了。这些在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甚至稀松平常的事，当年的改革者们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
即便到了1990年7月5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中央的领导人和国内一流经济学者的座谈会上，支持市场经济的依然是少数派。双方就姓资姓社争得面红耳赤，一位老学者甚至被气得话都说不清楚。按照任何标准，上证交易所都绝对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当年9月，上海市政府举办发新闻发布会，朱镕基亲自回答了包括《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提问。与会的CNN的记者后来回忆：“他说起浦东，滔滔不绝，像浑身插了电一样，雄心勃勃。”
这场大秀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尽管夹杂着质疑、嘲讽和好奇，但世界的目光就这样成功地被吸引到浦东身上来了。事实上，朱镕基用这种敲锣打鼓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上海欢迎世界资本主义，中国需要世界体系来发展经济。
02
策划陆家嘴
和作为“试管”的深圳有着本质的不同，浦东从一开始，就是顶层设计的产物。但是，对于浦东的改革者而言，做规划都是需要想象力的。他们甚至把“站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挂在机关食堂的墙上，每天吃饭的时候警醒自己。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真的很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华送给浦西，把落后留给浦东。从外滩往对面看，只有低矮的厂房、农田、芦苇荡和密密麻麻的棚户。当时，浦东最高的建筑是1954年的防洪塔，高26米。
没有人可以清晰地想象出浦东未来的模样。
作为金融中心的陆家嘴的规划、建设成为当时优先级最高的一项工作。早在浦东规划之初，朱镕基就抛给团队一块硬骨头：“陆家嘴是上海的一个面孔……总体规划搞国际招标设计、搞规划竞赛，这也是一种宣传。”
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怎么搞城市规划，甚至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搞，而国际竞赛意味着要披露许多国土资源的信息，这也意味着政治风险。
1991年，最后担任上海市长的一年，朱镕基去了一趟法国。在艺术之都巴黎，他再次郑重地推荐了中国唯一的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陆家嘴。这令法国政府想起二战后的巴黎重建。他们很感兴趣，并且立即与朱镕基签了一份协议，愿意无偿提供200万法郎，支援陆家嘴的规划设计。
随后，法国政府还出面，联合大巴黎规划设计研究院、法国最现代的中心商务区LaDéfense地区公共建筑整治局成立了“法国支援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时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的王安德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还以为是家民间的“山寨”公司。
时隔多年，王安德回忆起这段岁月时，不无感慨的说：“法国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打开了上海城市规划领域通向世界的大门，帮助我们建立城市发展的历史观和战略眼光。”在大巴黎规划院的帮助下，陆家嘴规划的国际竞赛也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经过磋商与筛选，法国人最终确定了4家国际知名设计师事务所，即：意大利的福克萨斯、英国的理查•罗杰斯、日本的伊藤、法国的贝罗。其中，理查•罗杰斯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者。而中国的华东院、同济大学等设计院也联合组了一支参赛队伍。
半年之后，5个参赛小组的模型相继出来了。
理查•罗杰斯不愧是大师，所有的方案中，英国的公认是最漂亮的。为了博采众长，经过17个月的磨合之后，最终的成稿是以英国的设计为蓝本，结合了中国设计师的轴线，意、法设计师的沿江弧形高层建筑带等理念。据王安德说，到1993年，陆家嘴规划获批时，财务部门核算了一下，总费用不过300万。
浦东的规划中还有一则轶闻，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黄奇帆后来回忆，他们拿着三根筷子，在沙盘上一插，确定了三栋摩天楼的位置，就是今天的环球金融中心、金贸大厦和上海中心。
“仅仅搞一些四五十层的楼房还不够，应该学芝加哥、纽约，纽约有三栋100层的楼，芝加哥也有三栋，所以陆家嘴也可放三栋。”
中国的城市规划经常会因为主政官员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但历任上海市领导都没有随意修改陆家嘴的规划方案。2015年，陆家嘴最后一栋摩天楼上海中心落成，陆家嘴就基本建成了。这可能是中国执行得最好的城市规划，除了面积稍有扩大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改动。
03
房地产开闸
就像当年深圳特区一样，开发浦东时，中央没有钱，只给了政策。浦东新区开发的钱从哪里来？这或许是一个比规划要棘手得多的问题。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就这样登上了城市的舞台。
和在经济领域的诸多实践一样，楼市中的香港经验的影响是深入骨髓。早在1988与1990年，朱镕基两度会见当时还是香港仲量行董事，也是日后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就上海发展中遇到的土地、住房等问题请教梁的看法，询问香港的经验。
2013年，《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结集出版，书中记载了一些历史的碎片，当时梁振英不过三十多岁，而朱镕基已年过六旬，言谈极为客气，多次询问“梁先生印象如何？”“梁先生有什么建议和想法？”随后的浦东开发和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梁振英出现在顾问的名单之列。
关于浦东的开发，90年代初，朱镕基在上海城市发展规划研讨会上提出：第一步除了开发陆家嘴外，还应大量修建住房，完善市政、商业、医院、学校等配套，再分片建设开发小区，在交通的完善之下，促使市民移居浦东。
房地产的闸门开始松动了。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计划经济留下的观念和固有的成见根深蒂固，并不是所有人都看懂了时代的左右。当时，“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是上海人普遍的想法。以浦东的罗山社区为例，90年代，官方号称有6万多居民动迁，但实际入住的仅有3000多人。
陆家嘴的动迁涉及16000多户，然而拆迁过程丝般顺滑，政府并没有遭遇任何阻碍。有人在举家搬迁时，打出了横幅：“再见小陆家嘴，你的明天会更好”。
2010年，《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浦东的报道里采访了一位房地产高管姚薇。1994年，她第一次来到浦东时，阻止了一位客户租下尚未竣工的东方明珠顶层开餐厅的计划。她为客户提供的意见是：为时太早了。10年后，她又对另外一个客户给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西方的舆论里，很长时间，浦东招致的冷嘲热讽远远多于赞赏。最多时候，浦东同时开工的工地有3000多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考察浦东，所到之处皆见吊车。他说：终于明白上海市鸟为何是仙鹤——英文中，鹤和吊车同词。
一位美国记者撰文称之为“上海泡沫”，这代表了多数西方精英的态度。1993年，张五常曾经带着弗里德曼夫妇来到浦东，他们看到了一些一层楼高的商店，立即表示反对。他们认定政府主导的策划，硬生生造出来的曼哈顿，一定会以失败收场。
这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甚至将浦东比做沙俄时代为女皇修建的“波将金村”，通俗来说就是“鬼城”。（俄军将领波将金，为了对女皇显示自己的领土富足，在她必经的道旁，不惜成本、劳力，修建了一些假的度假村）
上海当时的执政者们对这一比喻耿耿于怀，以至于多年以后，在一部关于浦东的纪录片中，前任市长赵启正还忍不住旧事重提。
事后的故事却证明，房地产开发的正向作用总是让位于更耸人听闻的观点，而中国的需求被严重低估了。
04
被低估的需求
首先被低估的，是世界对中国市场的需要。
全世界的冒险家都对浦东充满了好奇。1991年5月3日，浦东新区开发办公室挂牌。到6月1日，前前后后就有20多个国家的600多批客商到访。有接待人员平均每20分钟就要接待一批人，说得口干舌燥，甚至舌头生疮。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使得浦东最先发财的是一家蛋糕店，每天下午，所有产品就早早售罄了。
不过，最早的浦东招商，就像一场大型“传销”。瑞士人，罗氏制药的前中国总经理威廉凯乐第一次到张江高科技园区时，放眼望去，一片农田，依稀有一些在建的厂房，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气息。
浦东负责招商的人热情地告诉他，这里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楼群、绿地以及高尔夫球场。当这位“极富想象力”的商人，决定在其中一片农田上投资时，很多人以为他疯了。
时任外高桥集团总经理舒榕斌带一个韩国商人去当地考察，到港口时，眼前只见一片芦苇荡。韩国商人毫不掩饰他的质疑和嘲讽：“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开发？”
不过，资本是聪明且诚实的。有记者统计过一组数据，从1990年到2013年底，浦东累计引进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的2.17万个外资项目，合同外资781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就有2.5个外资项目在这里开工。
一位台商曾经酸溜溜地说过：“上海的门槛一下子就拉高了。原来一个上千万美金的项目，可以在上海走得通，而在此之后，没有上亿美金的项目，你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投资人，官员出席仪式、项目特批，这样的优惠条件，想都不要想。”
早期的冒险家们的确都尝到了甜头，上海没有辜负他们。
1993年1月18日，在凛冽的寒风中，中外合资企业日立电器打桩开建。谨慎的日方代表不放心地追问浦东领导人赵启正，新厂房预计多久完工。按照他们的估计，至少需要840天。这位市长淡定地回答：一年。对方一脸狐疑，私下问他：“计算机出毛病了吧？”
但是，就像后来震惊马斯克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一样，日立实现了当年开工、竣工并投产了。日立惊呆了，连续11次追加投资。他们从中国市场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1995年，上海第一家八佰伴商场在浦东开业，顾客顶着寒风涌入，单日客流107万人次，创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纪录可能唯有今年Costco在上海开业，因顾客太多而被迫暂停营业可以媲美。
另一个被低估的，是中国国内的需求。有人甚至认为，内需对浦东的影响，甚至超过外企。
一个毋庸赘言的事实是，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规模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红利之一。这也是中国靠投资基建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得以奏效的基石。
每年都有1700万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一数字相当于全美前四大城市的人口总和。“鬼城”并没有出现在浦东，过去的30年里，有超过400多万人移居这里，房地产的需求依然旺盛。
上海人的观念在改变。在《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里，那位阻止客户在浦东投资的姚薇，已经在浦东拥有了一套颇具现代感的临江公寓，并为浦东与伦敦相比也不遑多让的房价感到不可思议。从她家的阳台望出去，上海城市风光常常让客人倾心不已。
在那篇报道里，记者统计发现，到2010年，浦东新区的建筑所占面积已经达到了曼哈顿的两倍。按照官方的说法，总面积达1.2亿平方米，其中包括70多座摩天大楼。
而且，按照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的报告，浦东甲级办公楼的空置率略低于曼哈顿，前者是9.5%，后者是10.3%。每平方米的年租金为693美元，比曼哈顿中心区贵了近10%。其中，中国公司占了很大部分。
05
被遮盖的问题
浦东成功了吗？从造城的角度看，似乎是的。如果在夜色中，从外滩看浦东的话，这几乎无可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浦东没有遗憾和问题。
1990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朱镕基关于浦东的规划构想之后，即兴说了一段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
浦东被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论调曾经让在一旁的黄奇帆震动不已。在遥远的90年代初，人民币是受到严格管控的，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浦东新区为了报销国际专家的机票，都必须“取道”香港。
但是，因为种种制度原因和实质性的改革停滞，直到今天，尽管大量国字头的要素市场搬到了浦东，但浦东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依然很远——它并不具备资产全球化配置的能力。
很长的时间里，浦东和上海的追求转而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甚至有些洋洋自得。
最近的十年，上海几乎完美地错过了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一个喜欢大资本的城市，和必须以破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公司，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冲突。上海和南方另一座外贸为主导的城市广州一样，失落非常。
另一方面，浦东的身后是中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的造城运动。从杭州、苏州到武汉、天津、西安，几乎每个城市都拥有一片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CBD。而这些CBD在今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有人甚至指摘，浦东的浮华掩盖了这一模式的不可持续，中国的需求由开始被低估，走向了被过分高估。
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离开上海时，把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叫到了车厢，嘱咐他们，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了。如今来看，邓小平的论调不一定准确，但是，他未加掩饰的是时不我待的急迫。对于中国而言，大发展的机遇不多，上海抓不抓得住，就看造化了。
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大国博弈正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剧，而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靠造城和房地产强国。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新一轮的改革政策在此时频繁加码浦东。
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的年代，浦东的新故事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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